周末读史丨何平：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金融评论》杂志发表《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渐次考察了中国主要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制度特征及其规律，发现货币形态演进中消解掉的价值要素、职能偏重和担保品的外在化，必须由相应的社会制度来维系。

单纯货币形态在技术上的改进，不可能改变其作为货币商品代表的性质。

铜钱、纸币和白银主导货币地位的更替演进，在于弥补先行货币形态在特定货币职能上的缺陷，它们之间相互补充。

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表明，数字货币的登场，重在特定场景下扩展支付手段、完善货币生态，而非完全替代传统支付工具。

本文原载于《金融评论》2021年第1期。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三、北宋“交子”产生的动力与纸币价值危机

体现为“钱荒”的铜钱短缺直接促成北宋年间四川交子的诞生。

在克服铜钱供给的短缺之外，纸币凭借其自然形态的特征，凸显了它作为流通手段职能的优势。

同时，由于它本身仅仅是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需要相应的制度机制来补充。

传统中国纸币使用的实践，充分体现了纸制货币的性质、机理和制度内涵。

四川交子产生的动因与“杨冠卿之解”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即“交子”，产生于北宋四川铁钱区。

北宋初年由于铜钱的短缺，四川形成独具特色的铁钱专用货币区。

关于交子的出现，史称，“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关于十六家富民主持交子发行与流通的具体情况，李攸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描述：“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

……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

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

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

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

李悠的记述，详细透露了民间交子“交子户 ”时期交子的运行机制。

第一，在发行主体的性质和资格上，由益州有实力的“豪民”十余户联保负责，交子户对官府承担人力和物力的义务，以取得发行交子的特许权。

第二，交子的发行方式、发行数量与发行准备。

交子户根据民间经济主体提出的实际需求，“书放”交子，“动及万百贯”。

交子以“收入人户见钱”来发行，属于铁钱代用品。

第三，交子的面额式样、期限和使用范围。

交子式样相同，没有固定的面额，根据缴纳的铁钱数量，“书填贯不限多少”。

同时，交子也无特定的流通期限。

交子的使用限定在益州地区交子户客户活动范围的特定流通领域。

交子”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

这种货币给人们带来方便、安全和成本的节约，从根本上解决了货币供给的不足。

实际上，交子是唐宋经济结构和交易模式的变化所催生，它与茶商、四川铁钱区形成的特定地域下由共同信念支撑的共同体信用直接关联。

关于铁钱区最早产生纸币的缘由，南宋人杨冠卿的解释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关于纸币诞生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论述。

在南宋初年的人看来，似乎纸币只适宜四川地区使用，给人一种神秘感。

杨冠卿称，“人皆曰蜀之铁与此之铜一也，而不知其二也。

愚闻蜀之父老曰：铁之为质，易于盐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

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

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

今之铜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贾利其所藏而不肯轻用耳”。

这从铁钱和纸币均缺乏贮藏价值，作为流通手段具有相似性，论证了纸币的可接受性。

正因为如此，纸币流通就需要合理收放的数量调控安排。

此后中国纸币使用的成效，就取决于纸币价值维持机制的有无和效率的高低。

南宋的“称提”实践与纸币流通规律

交子”民间纸币时代由于铁钱兑换的信用丧失，1023年便迈入官交子时代，从此中国纸币在官府主导下发行和流通，经历了北宋、南宋、金、元、明时期，以及清朝咸丰年间的短期发行。

纸币产生于金属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具有特殊的流通规律。

马克思说，“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

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的实际流通数量……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信用扫地的风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

对于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要其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在于数量的调节。

人类迄今为止形成的最主要的纸币价值管理经验包括: 一是从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着眼来稳定其价值，保证纸币的兑现；二是维持纸币与商品的合理关系以稳定其价值，保证纸币的购买力。

南宋纸币管理的“称提理论”及其实践，是人类史上利用系统政策措施进行纸币管理的最早实验。

所谓称提理论，是南宋会子价值调控政策和措施的指导思想。

称提”，亦即平衡，“指不同物品之间达到一种对等、平衡关系。

引申出权衡不同物品的比例、对应关系，使之符合于某种原则和规定的做法”。

其核心是调控纸币流通的数量。

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在我国古代纸币价值风险管理上，地位突出。

在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上，曾称“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

他积极地提出了管理纸币价值的基本原则，“少则重，多则轻”，纸币价值的稳定重在控制纸币的数量。

自 13 世纪起，宁宗嘉泰、开禧年间，由于财政支拙和开禧北伐，造成会子三界并行，大量增发而不断贬值，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危及南宋政权的存亡。

从此时起以讫南宋末年，人们用“称提”理论来处理纸币价值的稳定问题。

南宋两次大规模的会子“称提之政”，一次实施于宋宁宗嘉定年间，另一次实施于宋理宗端平、嘉熙年间。

从政策工具的使用看，今天人所共知的货币政策中的一般性政策工具、选择性政策工具、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在南宋都有原初母本。

一般性地、全局提高纸币价值的会子紧缩措施。

这既包括以货币与财政政策回收纸币减少流通中会子数量的紧缩性措施，也包括增加铜钱数量及以“钱会中半”保证收税中会子使用比例的政策措置。

同时利用换界发行，以新兑旧倍数收缩会子的发行数量。

有所选择地、局部提高会子价值的措施。

这是将政策适用的对象指向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经济领域，突出的事例是计亩征收会子和盐钞品搭会子。

以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会子与铜钱的比价。

嘉定年间，强制人们按照会子的面额进行会子与铜钱之间的兑换和计价，并辅之以严刑峻法。

“阴助称提”。

关于会子的发行保证问题，马端临称，“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以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

这是政府以价值 1 千万贯的专卖物资，作为会子发行的二级准备，对铜钱现钱的准备不足，起到辅助准备的作用。

此外，南宋政府通过出售专卖物资、黄金、官诰、度牒以及专卖凭证等证券资产来回收纸币。

迫于国用边防军事费用的压力和造币以立国，传统中国最具成效的纸币管理实践南宋政府对会子的称提之术，终于归于失效。

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其“无用之用”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构。

此后中国历史上的纸制货币使用成效的好坏，均依赖于其镶嵌所在的制度建构。

传统中国纸币的性质及其命运

较之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纸币的自然形态突破了它们在数量上的有限性，以及作为流通手段携带和适于大额交易的便利性。

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为价值尺度发挥职能的缺陷。

它本身没有价值，其作为货币的条件在于相关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以保证适度的数量供给。

自从北宋四川地区“交子”产生之后，历经北宋的地区性官方交子纸币时代、南宋的会子及地方性纸币、金的纸钞和元代的全国性统一纸币和明朝的大明宝钞时代，古代货币经历了到目前为止所有性质的纸币形态转换。

各个时期的纸币流通都没有摆脱“30 年宿命”，也就是在30 年以内都从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纸币转化为国家纸币。

传统中国纸制货币的历史表明：第一，纸币要成为信用货币，只有在类如益州民间交子的社区共同体信用机制中才能成立。

社区信用货币的纸币风险，以发行者的信用缺失，进而纸币被淘汰为终结。

第二，关于北宋“官交子”的四川货币特区，南宋会子的“钱会中半”体制及交子价值稳定的“称提之法”，金、元纸币实验表明: 它们在初期都注意了准备及保证问题，但很快就因纸币发行技术上的便利性，将其价值保证机制忘却脑后，从信用货币转化为国家纸币。

使用人为控制数量的纸币形态，突破了铜钱自然约束的局限，为经济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货币。

然而，这种货币形态上的优势和便利由于制度的缺失，否定了它作为货币代用品的可能。

这典型地表现在明代朱元璋“大明宝钞”制度所进行的、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中，作为“无准备、无数量、无兑换”制度安排的指令型纸币，是一种随心所欲、超脱了由经济原理保证的货币价值基本原则的狂妄政策，仅仅 11 年便贬值到原来的 20% ，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只有等待近代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纸制货币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得以彰显。

四、“白银时代”多元复合的货币形态与信用货币的缺失

与西方在金银流通基础上使用的纸币不同，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恰恰是在应对铜钱和纸币存在的缺陷中得以实现。

伴随明代嘉靖以后的赋役制度改革，以万历六年《万历会计录》的编撰为标志，白银取得了主导货币地位，中国进入“白银时代”。

然而，白银货币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像今天“一国一通货”条件下的货币制度，在货币形式上实现一元化的形态，而是白银、铜钱和民间私人纸币并存互补的流通格局。

白银作为货币所展示出来的功能，对于不同社会经济主体、不同市场领域产生了不同影响。

而在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上，明显地体现为作为财政税收手段的白银，在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掠夺基层百姓，实现财富集中，导致市场流通手段短缺，引发社会失序以致王朝更替。

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这一货币本质上，白银货币的使用呈现出典型的不完整特性。

白银尽管为明清时期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但其使用在行为主体和市场－经济领域上均有局限性。

明清时期的货币流通，主要地体现为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职能上存在着多元并存的货币形态，它们的职能边界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依历史情势和社会习惯发生变化。

由于当时的主导货币白银主要由海外供给，中国 500 年“白银时代”呈现“有货币，无制度”的局面。

关于明清白银货币的流通，称量白银在明代取代官钞，成为主导货币。

从历史维度上看，白银承担了大额支付职能。

在民间基层市场的小额交易中，铜钱的身影从未消失，“银钱兼行”构成铜钱使用和白银使用的两个世界。

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以及铜钱和白银本身的天然缺陷，最终滋生出民间创出的明末“会票”和清代虚银以及票号等机构划转的使用方式。

实际上，“白银时代”的货币形态——主导型货币白银、生活日常的铜钱，以及民间私人纸币，三者为互补、并存关系。

三者在使用主体和地域上形成互补，各种货币的功能既按市场层次形成区隔，也形成地域性的自律机制。

地方性市场圈的货币使用机制起到了稳定地方市场的作用，而白银除了服务于跨地域流通之外，更多地服务于政府的财政军事目标。

白银时代”的白银流通以称量白银的形态进行。

就明清没有发行白银铸币之谜而言，选择称量白银货币形态，实际上是将货币的供给寄托于自然力量，承认官方铜钱铸币政策和纸币政策的失败。

而且，由于官方资本和民间资本的蓄积使用不同的货币手段，在“上下不通”的货币结构下，明清政府没有铸造通行全国和不同市场的白银铸币的必要。

白银主导的货币制度的缺陷，在与西方同时期货币制度建设的比较中凸显出来。

主要体现在本位制度及相应的信用货币制度建设两个方面的滞缓和缺失。

生活于明代中叶的邱濬提出了“银钱钞”三种货币组合使用的货币层次结构论。

在“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的认识基础上，邱浚在《铜楮之币》提出了“以银与钞相权而行”，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建立白银、纸钞和铜钱三个层次的货币体系，让其交易价值比率确定，在各自特定的领域分轨流通。

15 世纪末，以西班牙为首进行了“本位方案”的尝试。

本位制的基本理念是，“大额硬币是计价单位”，而“辅币价值用大额硬币来表示”，其要义在于建立主辅币体系，实现基准货币的价值稳定和名目小额货币对市场需求灵活应对，进而形成全国一体化的货币体制。

邱濬方案”以比价关系来划分三种货币的流通轨道和功能区分，多种货币并存互补流通，与“本位方案”决然不同，不利于货币和市场的统一。

在信用货币建立方面，白银时代有会票之类民间私人纸币的建设，但那只是灵活应对地域和行业货币需求的努力。

清初陆世仪在讨论白银、铜钱和纸币的组合使用时，从纸币服务于大额和远距离交易的优点，讨论了以信用票据形式实现纸币稳定流通的条件。

他称，“今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

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

朝廷发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

这种“会票”，相当于今天的汇票，是异地取钱的凭证。

在陆世仪生活的时代，西欧特别是英法等国已经开始以银行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形态的实践。

马克思指出，“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

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

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

与此比较，明清时期民间的“会票”，区别于以商业信用为基础、银行机构所提供的贷款形成的信用货币。

陆世仪主张发行的“银券”，“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只是解决大额、远距离交易的不便，不能解决流通中白银不足的问题。

金银本位制下的金银贵金属货币制度，本身就隐含着完备的信用货币制度的配合，而银行券这种纸质货币形态成为信用货币的重要形式。

西方借此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中央银行主导的“一国一通货”，统一纸币发行，实现了对货币的主权国家治理。

而中国在明清时期，却未曾建立本位制度和信用货币制度。

尽管踏入了“白银时代”，却没有建立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货币制度。

中国称量白银货币的使用，是在铜钱和纸币两种货币形态的缺陷凸显之后的一个弥补办法，而这个弥补方式的取向与西方分流，陷入落后境地，其缘由在于货币形态变革后相应的制度建构的缺失。

五、货币形态演进的规律与货币形态的未来

以上我们通过铜钱、纸币和白银使用的历史实践，论述了不同货币形态演进的动因和相应的制度机制。

清初士人陆世仪从货币形态的自然特性出发，精辟地论述了货币形态更新演进的过程和动因。

他称：

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

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

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则于是乎代之以金。

金者，所以通粟与械器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

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

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

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

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有所以通金与钱之所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

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陆世仪论述了从实物形态“粟与械器”的商品货币，到黄金、铜钱形式的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各种货币形态的相互扩展、更新的过程。

金的出现是克服“粟与械器”这种商品货币在价值尺度上不均一、不便量算、在流通手段上不便携带的缺陷。

体大价低的商品货币便不如体小贵重的金。

而金不适于小额日常交易，铜钱便应运而生。

而在远距离流通方面，金和铜钱都不便于携带，便催生出纸币，重的金、钱就不如轻的纸币。

从货币本身的自然形态所体现出的特质来看，每一种新型货币形态的登场，都是弥补现存货币形态在某个方面的缺陷，在变动了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满足新的需求，在新的技术支持下创制出来。

作为满足不同条件的货币职能存在，通常是新旧货币形态并存互补流通。

就上述中国货币历史演进所做的分析，综合起来，货币形态的演进体现出以下重要的规律和原则。

第一，每一种货币形态的演进均与政府财政活动相关联。

换言之，一个时期社会整体主导货币的选择，由当时政府的财政行为决定。

我国最早钱币文献“周景王铸大钱”，说明国家统一铸币是财政分配活动的工具。

铜钱主导货币的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时代均是当时王朝政府统一财政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

超越政府的货币形态在历史上只是基于自律行为的地域货币，不可能成为全国性货币。

在近代央行主导的主权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形态的选择和使用，更是与政府政策密切配合的货币政策的重要一环。

第二，铜钱、纸币与商品货币不同，它们只是货币的职能存在，本身不是货币商品。

这种作为货币商品替身的铜钱和纸币，在发挥货币职能时，必须遵循货币商品在商品交换中的基本原则。

铜钱在职能作用上的缺陷，必须以新的货币形式和相应的制度机制来弥补。

本身无价值的纸币的职能作用和流通，体现着金属货币流通规律。

其价值的稳定，数量的控制，必须由相关制度机制来维持。

在传统中国，由于专制集权的政治特征，每一个王朝的纸币总是陷入无限度的发行，结果失去货币的职能作用。

同样是纸作的货币，银行券和中央银行不兑现信用货币却能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得益于基于契约精神的制度约束和宪法主导的法律机制。

铜钱、纸币这些货币商品的替代品在多大程度上偏离货币商品，就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多大程度上来保证它完备地执行货币商品本来要完成的职能。

从与货币商品自身的关系来看，越是到更高级的阶段，货币形态的演进、货币职能的外化拓展越是偏离货币商品本身。

货币形态演进中消解掉的价值要素、职能偏重和担保品的外在化，都需要由相应的社会制度来维系。

与隐含着技术因素的货币形态关联的制度要素，主要体现在市场的发展和交易模式、货币的主权国家治理与自律、政府的行政财政。

这些制度要素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货币、市场状态、相关制度规定最终推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特色，塑造出不同的货币制度。

然而，任何时候货币都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本身，它是人类获得特定使用价值或服务的手段。

所以，脱离了实体经济活动、商品或服务这种货币服务的对象，货币就不再成为货币。

单纯货币形态在技术上的提升不可能改变它作为货币商品替代品的性质。

不存在一种脱离商品世界、价值不变的货币形态。

第三，每一种新型货币形态都是在新的社会条件所提出的新需求下创造出来的，用来承担某一项特定的货币职能。

铜钱在于满足小农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的交易需求，在零星交易中充当流通手段。

纸币在于克服实体货币金属货币供给的不足，充分展示它在流通手段供给和远距离流通上的优势。

白银在于满足大额需要和价值贮藏，充当价值贮藏和价值尺度的功能。

每一种货币形态在发挥三种货币职能上的偏重及所伴随的缺陷，必然由其他货币形态来补充。

现代物理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渗透进货币活动的领域，作用于支付领域，进而形成新的货币形态。

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货币形态服务于不同的生活场景和经济领域。

关于近来区块链主导的数字货币热潮，我们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认识。

加密数字货币的主要动因在于消除管理货币时代央行货币过度投放带来的潜在通货膨胀，利用算法解决货币数量的固定和支付便捷的问题。

比特币的固定数额目标，黄金货币的天然限制早就具备这个条件，问题在于经济活动的变动不居。

货币的运动体现出自由分散的特质，货币的供给和物价控制本身就是把握可能性的艺术，试图用一个技术上的设定来解决充满活力的人的行为左右的货币供求，存在着必然的逻辑矛盾，没有现实可能性。

数字货币至多是货币商品的替代品的一种，不可能脱离商品世界而独立存在，而私人数字货币在货币的主权国家治理时代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商品的替代品。

以“算法共识”构建的民间数字货币可以作为企业自身运作的工具，而不可能获得社会公认，因为现代货币是由国家法律确定，并以主权国家来组织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为前提。

数字货币更不可能仅仅凭借它的自然形态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因为这涉及现行的社会组织形式、法律与制度。

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去主权国家化，实际上是以新的中心替代现有的社会建制，将失去商品供给的组织者和货币价值的可靠担保者，既不符合主权国家治理的法律和制度，也不符合国际经济交往的制度安排，更是对中央银行制度长期货币发行经验的漠视。

数字货币的所谓匿名性只是针对电子货币使用情景的技术改进，并未显示出对纸币和存款货币制度的超越。

数字货币在替代纸币上的成本节约，是一个没有实证的推测，实际上，数字货币运行的基础设施、终端设备和系统运行的耗费，绝不是纸张和印刷成本可以比拟的。

数字货币的优势体现在支付手段职能的发挥上。

正是基于此点和货币使用的历史经验，在适应技术进步和民众需求的情形下，各国酝酿推出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是特定技术支撑的货币形态，它需要特定的基础设施和使用环境，并对使用主体有能力方面的要求。

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是为了取代现金和存款货币，而是作为它们的一种补充手段，形成新的货币生态系统，满足消费者的支付需求。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看到的将是纸币、存款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并存互补的局面。

它既不会成为具有真实价值的货币商品，也不可能是未来始终存在的唯一货币形态。

参考文献

[1]关于传统中国纸币的全面论述，请参考何平著: 《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第三章，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2]［宋］李焘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1“天圣元年癸卯”条。

第 4 册，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342 页。

[3]［宋］李攸撰: 《宋朝事实》 卷 15《财用》，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32 页。

[4]［宋］杨冠卿《客亭类稿》卷9《重楮币说》。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499－500 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50 页。

[6] 叶檀: 《宋代纸币理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并参考叶世昌: 《说“称提”》，《中国钱币》1996 年第 1 期。

[7] 戴埴: 《鼠璞》“楮币源流”条。

见《全宋笔记》第八编 ，大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66 页

[8]南宋称提会子的详细内容，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72－700 页。

[9]马端临著: 《文献通考》卷 9《钱币考二》，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 册，第 246 页。

[10][日］黑田明伸: 《中国货币史上的用银转变: 切片、称重、入账的白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11]［明］邱濬撰、金良年整理、朱维铮审阅: 《大学衍义补》 卷 27《铜楮之币下》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42 页。

[12]参见［美］托马斯·J． 萨金特、弗朗索瓦·Ｒ． 威尔德著，沈国华译: 《小零钱 大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190－197 页

[13]陆世仪: 《论钱币》。

见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 卷 52《户政》， 文海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75－1876 页

[14] 参见何平: 《私人数字货币的限度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1 期。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

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

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

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

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

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图文编辑 刘嘉璐

股市指数:上证指数 3491.57 -1.00% 深证成指 14462.62 -0.64% 道琼斯 36416.43 +0.81% 纳斯达克 16038.6 +0.62%,财经股市大盘新闻资讯周末读史丨何平：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

关键词：中国   货币   未来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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